音乐监制人梁荣骏
当年新艺宝唱片的老板陈少宝
乐评人黄志华
未知是王菲接近窦唯多了，中国音乐修养强了，还是她自己在北京成长的日子时已有这种修养
梁荣骏向本刊记者回忆，王菲第一次来到他面前是夏天，穿短袖T恤，头发烫着简单的卷，没有化妆。“我一看这个女孩很Fresh(有新鲜感)，香港女孩好像不是这个气质。她高高的个子，很简单干净。”梁荣骏说他见过的喜欢唱歌的漂亮女孩很多，基本第一次试音时，女孩都会说：我今天嗓子不好。他明白，这是女孩们心里紧张。王菲没有。“我说可以录了，她就说好，开始唱，一点多余的问题也没有。她对唱歌一直很自信。”
梁荣骏说，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王菲最为自在快乐。在北京长大的王菲，邓丽君的歌几乎是她唯一的音乐启蒙，而从美国回来的梁荣骏遍识欧美流行乐，眼界大开。梁荣骏向本刊记者谈起那段日子：“我俩就像朋友一样，性格很处得来。我把自己买的碟给她带回家听，她一听很喜欢，也想尝试那种感觉的音乐。”当时梁荣骏喜欢80年代的R&B，“有一种更舒缓的感觉，与现在偏向Hip-Hop的感觉不一样，我喜欢那种节奏感，阿菲可以尝试这样的风格”。陈少宝则说，新歌手都是小孩，制作人一般扮演着哥哥或爸爸的角色。比王菲大7岁的梁荣骏从未刻意去教给她什么规则，他说“一个录音棚里容不下两个艺术家啦”。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流行乐坛，以改编欧美和日本流行曲的“快手”闻名。一张唱片里大多是改编填词歌。因为香港的音乐创作人很少，但出唱片的频率却很高，很多歌手半年就出一张唱片。梁荣骏并不觉得改编曲有什么不好，他说改过来的曲子要符合粤语歌的习惯，其实并不容易，也是个很专业的创作过程。R&B最难是配合上字正腔圆的广东字，迁就了字音又就不了节奏，“我们索性不理会字音是否正确，迁就R&B的节奏感去，把字音扭歪一点。当时若是有老一辈的音乐人在场的话，一定不容许我们这样唱”。
创作的气氛随意自在，“我俩又不开会，又不用列出个一二三，那天阿菲来办公室，我在放一首日语的歌，她说这首歌好听啊，我说那就给你啦，曲子改编过来找人填词，就成了《无奈那天》”。梁荣骏说，录第一张碟的时候，一开始他们还尝试过，找本地人纠正王菲粤语歌发音，但是两人都不喜欢为这些音乐之外的事情花费时间。“后来我们就不管发音了，反正大家听不懂可以看歌词嘛！”梁荣骏说着说着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他那时欣赏在西方长大的日本女歌手EPO、中岛美雪还有黑人R&B等，这些就形成了王菲头几张唱片的风格。“哥哥(张国荣)和阿菲是我亲自监制的两个歌手，那时候如果阿菲不出现，我就把这些灵感用到哥哥身上了。”于是在某种程度上说，王菲早期的歌，“是女版的张国荣啦”。梁荣骏说他能感觉到两个歌手都非常有天赋，“一段歌如果没有录好，哥哥看到我的眼神，就知道要重唱。阿菲也是，我都没有开腔，她就知道哪句要重唱。她语言天赋很好，后来粤语都讲得很好”。
“一直以来，阿菲的每一张唱片都没有计划走什么路线或者部署，包括新一张唱片。每次都是不断听歌拣歌，到录音时就根据当时情绪、环境气候去制作，从不计划用什么风格，只要做得舒服就可以。”梁荣骏说，王菲很喜欢待在录音室，穿着便衣拖鞋，她喜欢说，“这是第二个家”。梁荣骏说，王菲和他都是不喜欢说话的人，音乐世界让他们感到自在。“阿菲出了几张碟，也有些名气了。但是我们录歌，两个录音棚离得近，打‘的士’人家不愿走，她和我仍然是拎着录像带挤地铁，非常随意的人。”
《流非飞》音乐之外的世界，就让北京女孩王菲感到困惑了。内地娱乐业刚刚开化，一般人对香港娱乐界非常“无厘头”式的娱乐方式感到不解。香港人看到的王菲不喜欢笑，除了性格外，文化背景的差异也让她笑不出来。有节目录制前让她多笑笑，她很愕然：“没事我为什么要笑？”
王菲给早年香港同事们留下的印象，就是凡事喜欢问为什么。“为什么我来唱歌，还需要去外边做宣传？”“为什么媒体问我有没有男朋友？关他们什么事？”从字面看，这些话好像显得比较冲，但是王菲其实问得真诚。陈少宝的理解是：“她的表达力有问题，北京人的表达方式，香港人不是很理解。”
香港人对于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明星产业，觉得事事理所当然，陈少宝回忆起那段往事，“同事们跟阿菲说，我们那个神经老板签了你，我们就要捧红你，没什么为什么啦！你要问，就去问老板好了”。于是王菲有了艺名王靖雯，英文名Shirley，有了早年试图很香港化的形象。
陈少宝告诉本刊记者，轮到开会时候，他或是助手，总要花一点时间，解答王菲的“为什么”。陈少宝说，王菲其实是一个听话的女孩，宣传也做，唱歌也认真，说话很温和，从来没有凶过。只不过有些宣传她不喜欢，会跟他的助手唠叨一下，“今天不开心”或是“工作我都做，可以放我假吗，我要回去”。
陈少宝说，王菲喜欢往北京跑，即使香港媒体歧视内地人，王菲也并不理会。从1989到1991年，王菲出了3张唱片，第一张碟《王靖雯》卖了2.5万张，在香港当时已经是“金唱片”的销量，后两张碟卖了1万多张，在新人里成绩很好。但是正如林伯希说到的“红歌不红人”，一般香港人的理解是，“媒体不太理她，她不算漂亮，身材也不火辣，无新闻”。
3张碟之后，1992年王菲突然决定放下一切，去美国读书。陈少宝说他当时调到了母公司宝丽金做远东区音乐市场经理，新艺宝的老板换成了一个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印度人，不看好王菲，两人性格上完全合不来。王菲走之前找陈少宝喝茶，他说：“我听了心情也不好，我签了她还有Beyond，却中途离开。她说我不管了，不开心就不唱了，我反正对香港歌坛没有兴趣。”说到这里，陈少宝有些感慨，“你看她，这种心态后来都红了，一般香港歌手不敢想”。
陈少宝将王菲当时的困境看得比较轻松：“外边说这个艺人‘很难搞’，阿菲是一个典型的北京人，喜欢有深度的音乐，人生观比较严肃，她觉得音乐不是嬉戏，但香港演艺界比较轻松，所以阿菲一直显得格格不入，形成她冷傲的形象，其实这是北京同香港的文化冲突。”
到美国后，王菲曾回忆说：“那里有很多陌生但看上去又很自信的人。他们不在乎其他人怎么看自己。我觉得我本质上也是那样的，独立而且有点反叛。但在香港，我迷失了自我。我被别人塑造成为一台机器，一个衣架，我没有了个性和方向感。”她回来推出《Coming Home》，就更是主动突出自己的北京身份了。其中一首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红遍每个街巷，梁荣骏曾担心这首歌比较大路货，和专辑其他的歌风格不一样，王菲觉得挺不错，没料到这首歌才是她红遍华语世界的起始。
香港社会“人红万人捧”，恢复本名的王菲立即成为潮流代表。林伯希告诉本刊记者：“以前大家说她内地来的，现在是美国回来的，很潮啊。”
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引起乐评人注意的，则是王菲在1993年推出的专辑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老是爱问为什么的她，想到了内地广为流行的丛书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而她对人生百态的各种困惑，也借着这个名字表达了出来。一般香港人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，梁荣骏对这个专辑的名字也不理解，“她给我解释我一次，我马上就忘了，没所谓啦，做喜欢的音乐就好”。梁荣骏说他能感受到，从美国回来的王菲音乐上想法更多了，在这张专辑中，从选歌到形象设计，王菲自己的风格愈发明显。
回头看，梁荣骏把王菲的头几张专辑看做学习阶段，到了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正式发掘到自己的音乐，《胡思乱想》这首最能完整发挥他自己。乐评人黄志华给本刊记者翻出当年的报纸，1993年9月他一个比较挑剔的乐评人朋友，在报纸上写了一篇《这个王菲有种》：“到底谁给王菲这样的胆色？她的我行我素，不妥协于传媒的执著个性，多少叫她吃过苦头；然而却不见此倔强的女孩乖乖屈服，反而越发坚持自我的选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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